北京十八大三中全会之后推出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包括银行间大额存单业务改革、新股发行制度改革、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及中国人民银行关于支持上海自由贸易区改革具体意见，都让人对2014年中国金融体制改革充满了诸多畅想。

中国经济如果能够安全软着陆，实际上就给整个亚洲经济竖起了一道最好的防火墙。不能为美国重返亚洲战略对日本拉拢的需要，而忽视了这件大事。

和中国一样，许多亚洲国家的房地产崩盘，都有可能是以金融系统的债务危机形势爆发出来的。根据标普的数据，家庭债务对GDP的占比，马来西亚是81%，泰国是77%，韩国是75%。根据IMF最新的《全球金融稳定》报告，中国、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印度尼西亚的金融体系，无论是从外部环境还是从内部结构上来讲，都已经到了很脆弱的边缘，而索罗斯更是给了其中的中国两三年时间自救。标普在最新的一份研报中指出，未来五年，亚太地区的非金融企业将占到全球债务增额的半壁江山，他们的债务增发和再融资总额将高达53万亿美元，该地区的债务净余额将大于北美、欧元区和英国的总和。一路盘点起亚洲各国经济危机四伏的情况，看起来确和当年的赤壁大战颇有几番神似。

亚洲各国应该在配合美国的重返亚洲制衡中国，和利用中国共度渡难关之间寻求平衡。先从中国的状态说开去。但同时仍有大量的资金沉淀在国有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并未有效转化为生产性资金。

四是金融机构的市场容量问题。中国资本市场存在严重的体制性缺陷，使得市场参与主体行为不规范。  金融体系效率的国际比较 一般来说，在一个金融体系效率高、资本市场相对发达的经济体中，家庭和企业的资金可获得性强，储蓄率就低，同时储蓄向投资的转化效率高，投资的水平也相对高，使得一国的经常项目容易出现逆差，并靠资金的净流入来为经常项目逆差融资。一是储蓄—投资转化率。

中国经济增长长期高度依赖投资，且在行业间存在严重的不均衡发展问题。从实际情况看，世界各国经常项目顺差或逆差的分布情况也确实与各国金融体系的效率在一定程度上有对应关系。

然而，目前中国的现状却是，90%的长期资金需求都是通过商业银行以间接融资渠道解决的。目前，国内国债、政策性金融债和企业债的未清偿余额巨大，但其中企业债券的份额却相对很小。贷款公司在选择小企业时应有一套筛选机制以及后期的风险管理体系，不应只依靠担保公司来控制风险。三是分业监管、混业经营。

再加上扭曲的金融体系改革和发展，商业银行资产质量不高，资金运用的损失率、呆坏账率高，导致了中国金融体系的风险积累及整个金融体系的运作效率不高，并最终影响到中国金融体系在国际竞争上的整体实力。此外，小额贷款公司的利率极高，堪比高利贷，甚至有观点认为其是给高利贷穿上了合法的外衣。目前，中国金融业分业监管却存在混业经营的局面，是亟需研究解决的重要问题。目前，按照最新测算，中国M2/GDP比率已经达到188%。

同时，由于融资成本低，政府可以轻易地低成本地为财政赤字融资，进而放松了财政约束。  与近几十年来中国经济社会整体改革的主旋律一样，中国的金融体系从未放慢过改革的步伐，反而是作为实体经济发展的助推器，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突然加速，成为彼时以来中国改革浪潮的最大特色。

通过发达的、充满创造力的金融体系，美国吸引了国外大量资金流人，压低了国内利率。尽管这里面有货币化进程的因素，但M2/GDP这一指标的持续上升表明中国的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信贷推动特征，而且信贷资产的运用效率趋于下降，不能不说金融体系的运行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方面存在问题。

  影响中国金融改革效率的体制障碍、政策误区 金融基础设施的效率是金融系统服务实体经济效率的上限，金融基础设施安全是中国金融安全的最根本保障。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财政是资金分配的主渠道，但随着财政预算在生产和投资中所扮演角色的淡化以及国内资本市场总体发展滞后，国有银行逐步成为国有企业资金的主要供给者，这就形成了国有企业对国有银行的刚性依赖，与之类似的，非国有企业也存在这种刚性依赖，甚至依赖程度更高。另外，国内储蓄过剩与外资大量涌入并存的现象存在，也从一个角度说明了国内金融资源的浪费，反映了储蓄无法顺利地转化为投资。但属于大陆法系的资本市场相对落后的发达国家，却出现经常项目顺差和资本项目逆差，如德国、日本和韩国，这种情况的出现从另外的角度说明这些国家对直接投资者权利保护得较好，金融市场或许更发达。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进一步放开资本市场，国际经济金融一体化程度进一步提高，储蓄可以在国际上更大范围内灵活配置，一国金融体系效率对其经常项目的影响逐步增大。在财政融资方面，尽管中国税收占GDP的比重逐年增加，2012年超过19%，但与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30%～40%的比率相比，仍相距甚远，更何况财政支出具有很强的刚性，且大部分支出为非生产性支出。

非洲、独联体、中东、西半球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体也经常出现经常项目顺差。在证券融资方面，由于资本市场的不规范，近年来其占比更有明显下降。

与此同时，商业银行的资产来源又是以短期资金为主，从而产生了短存长贷引发的流动性问题，蕴藏着潜在的金融风险。1.造成中国金融体系效率低下的根本原因在于经济发展方式的不合理。

大量的理论及实践都表明，M2/GDP指标过高通常反映出货币供应量超过经济增长的实际需要，金融体系的运行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不高。  中国金融体系效率为何低下 金融体系效率是一个综合、复杂的问题，探讨金融体系效率高低的影响因素，并不能单纯从一个角度来分析，而是要从与整体宏观经济关系、历史传统、国际环境、政策偏好等方面全面考虑，并且不排除某种单一因素在决定金融体系效率中发挥着决定性作用

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高低可从两个方面得出初步判断。这一方面带来了旺盛的国内投资。二是增加服务于小贷公司的担保公司。反之，金融体系效率低、资本市场相对不发达的国家则容易出现经常项目顺差。

  影响中国金融改革效率的体制障碍、政策误区 金融基础设施的效率是金融系统服务实体经济效率的上限，金融基础设施安全是中国金融安全的最根本保障。同时，由于融资成本低，政府可以轻易地低成本地为财政赤字融资，进而放松了财政约束。

四是金融机构的市场容量问题。目前，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金融基础设施的阐述比较全面，将金融领域的基础设施总结为三个方面，即法律基础实施、信息和公司治理基础设施以及流动性基础设施。

银监会对各类资本进入银行业，在标准、门槛和条件上都是统一的，没有歧视性规定。二是在债券市场中，企业债的发展仍有待加强。

由于上述两个融资渠道相对较弱，银行信贷仍然是中国储蓄转化为投资的主要途径。经济发展方式不合理隐含了经济结构与金融结构的不对称。同时，由于政府与国有企业间的隐含契约关系，形成国企的预算软约束，加之国企经营效率低下，使大量的信贷资金在对国有企业信贷配给或补贴中漏损，形成大量不良贷款，配置效率十分低下。通过发达的、充满创造力的金融体系，美国吸引了国外大量资金流人，压低了国内利率。

小企业风险高，其获得贷款难是正常的市场规律。1.金融体系资源配置效率依然低下。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财政是资金分配的主渠道，但随着财政预算在生产和投资中所扮演角色的淡化以及国内资本市场总体发展滞后，国有银行逐步成为国有企业资金的主要供给者，这就形成了国有企业对国有银行的刚性依赖，与之类似的，非国有企业也存在这种刚性依赖，甚至依赖程度更高。在证券融资方面，由于资本市场的不规范，近年来其占比更有明显下降。

与债券市场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股票市场发展迅速。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进一步放开资本市场，国际经济金融一体化程度进一步提高，储蓄可以在国际上更大范围内灵活配置，一国金融体系效率对其经常项目的影响逐步增大。